浅谈企业安全生产标语建设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 张建伟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时常发生：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许多人的宝贵生命，一场大火吞嗤了企业的所有财产……，没有了安全就没有了一切。安全就是保障，安全就是效益。安全的意义非常重大，时时事事都要讲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家对企业安全生产与职工健康工作越来越重视，为此国家于2001年专门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法加强对企业安全与职工健康的监察和管理，以保障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法律的形式强制要求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要讲安全。安全生产要靠法律，要靠制度，要靠科学技术，而我觉得安全更应该形成一种文化，企业应该把安全生产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这样才能使安全生产深入人心，做到防患于未然。
安全生产文化建设是预防企业事故的基础性工程，对保障安全生产具有战略性意义,它包括安全宣传、文艺、法制、管理、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和组织措施。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培养和增强安全文化意识，对提高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尤其是重大、特大事故具有重要意义。
而安全生产标语又是安全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起到警示、鼓动、激励的作用。近年来，在不少部门、行业、企业中，出现了一些既反映本行业特点，又反映安全生产普遍规律，为职工津津乐道的标语，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就目前多数安全生产标语来看，我认为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安全生产标语发展滞后，更新慢。有的标语流传时间较长，人们看后司空见惯，起不到应有的警示与鼓动作用。如“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就是生命”、“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等。当然，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重科技研究，忽视人文建设有关，导致安全生产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工作。
（二）有的安全生产标语缺少人情味。当前一些安全标语，大多数是板着面孔训人，如“违章操作，就是自杀、杀人”、“不讲安全，下岗回家”等。标语的作用本是提高人们的警惕性，而如果总是采用威胁式的口吻，严肃过头，则难以令职工接受，有时更会适得其反，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有的安全生产标语缺乏可操作性。如有些标语要求：“彻底杜绝隐患”、“实现零事故”、“杜绝三违”……。众所周知隐患是绝对存在的，这些标语只能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追求，在现实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一味强调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会让人们对安全工作的目标定位感到茫然，对当前工作成绩的评价出现偏差，误以为干好干坏都一样，甚至出现一种安全工作要凭运气的想法。
通过现象看本质，安全生产标语上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我国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特别是不重视安全生产标语建设的结果。我认为，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安全生产标语的建设工作：
首先，企业领导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标语建设的重要性。安全生产标语在安全生产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一种职工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适应了职工群众对安全生产知识的内在需求，职工比较容易接受。一条好的安全生产标语可以起到激励、鼓动、警示的作用，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它能使职工筑起思想上的安全防线，在防范生产事故中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企业的领导者要把安全生产标语建设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确立安全生产标语建设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其在安全生产中的特殊作用，为企业搞好安全生产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次，在设计安全生产标语的内容上，要观念更新，与时俱进，要从人的需求出发，把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作为安全生产标语建设的基本出发点，要研究如何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方法，适应职工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增加安全生产标语亲和力和感染力，避免居高临下式的空洞说教，使职工想看爱看，进而提高其思想觉悟。如“居安还要思危，永远从零起步”、“乘务员同志：亲人盼你平安归来！”、“安全以人为本，人以思想为本”等标语就不仅使人容易接受，而且同样起到了警示、鼓动、激励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坚持用一些经过实践证明效果很好的老的标语，如“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警惕就安全，麻痹就危险”等。
再次，加强企业之间安全生产标语建设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其他行业增强安全文化意识的先进经验，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标语建设的水平，进而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第四，加大安全生产标语的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多样的安全生产标语的宣传活动，寓教于乐，寓教于活动中。如开展安全生产标语创作评比活动、制作标语牌、印制宣传单、出版报等形式，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和启发人们从生命价值中体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使人们在参与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群策为之则无不成，群力举之则无不胜”。要注重环境的熏陶，努力营造一种社会氛围，使人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
总之，安全生产标语一定要符合当前的国情和人们的心态，并吸取当前各种社会人文研究成果，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安全生产标语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来关注。注重安全生产标语的建设和宣传，把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国家的安全生产形势一定大有好转。
联系人：张建伟
电 话：0379-2722967
2011年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车辆范围及标准公告
财政部 商务部
2011年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车辆范围及标准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11年第28号
根据《财政部 国家经贸委关于发布〈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2]742号）等有关规定，现将2011年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车辆范围及补贴标准公告如下：
一、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企业的，使用6年以上（含6年）且不到15年，车长大于4.8米（含4.8米）、小于7.5米，并于当年更新的农村客运车辆，补贴标准为每辆车11000元人民币。
二、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企业的，使用8年以上（含8年）且不到15年，并于当年更新的城市公交车，补贴标准为每辆车18000元人民币。
三、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企业的，使用10年以上（含10年）且不到15年的重型载货汽车，补贴标准为每辆车18000元人民币。无动力装置的全挂车、半挂车不属于补贴范围。
符合上述补贴范围的老旧汽车车主，可按有关规定，凭《老旧汽车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可在所在地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联合服务窗口领取，或从商务部网站下载）、《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原件、《机动车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更新车辆购车发票原件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与车主同名的个人银行账户存折或单位账户开户证复印件等凭证申请补贴资金。申请农村客运车辆报废更新补贴的车主，还需同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运输管理部门出具的意见等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悖现代司法理念
周永军
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则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此罪的设立，尽管初衷十分美好，对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冷静地审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此罪实际上与现代刑法理念、国际司法潮流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弊明显大于利，故建议废止该罪。
首先，该罪的设立违背了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是由公诉机关来承担的，也就是说公诉机关为了指控某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必须举出确凿、充分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这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举证责任，而犯罪嫌疑人处于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辩护、防守地步，没有举证自己无罪的义务。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颠倒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将本应由公诉机关承担的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嫁为由犯罪嫌疑人来承担。因为按照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犯该罪，只要指出其收支差额巨大，公诉机关的举证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剩下来的主要举证责任则由辩方承担，辩方为洗涮罪名就必须想方设法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否则就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这种举证责任和诉讼风险的转移是不合理的，它必然会有损于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既削弱公诉机关的举证意识，又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而且刑法有了该罪的规定，又为公诉机关办理贪污、受贿案件不积极、不主动、不深入地调查取证留有一条后路，侦查适可而止、半途而废而放纵犯罪。
其次，该罪的设立也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证明规则。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规则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原则要求任何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在法律上都应被视为无罪，诉讼逻辑顺序是先确定犯罪嫌疑人无罪，再寻找证据证明其有罪，而不是先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再寻找证据证明其无罪。然而根据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可以看出对这一犯罪的诉讼操作实行的却是有罪推定的原则。因为公诉机关只要证明犯罪嫌疑人的收支状况相差巨额，而无需证明其收入来源是否合法，只要没有证明该收入来源是合法的，就认定该收入来源是非法的，据此推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结论，这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是不相符的。根据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公诉机关如指控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必须举出其有罪的证据，即举出其收入来源不合法的证据，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凭什么就说其收入来源不合法？既然无法证明是非法收入，又凭什么说其有罪？如果没有证明其收入来源不合法的证据，应当推定其收入来源非不合法，推定其是无罪的。否则会使落后的有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很容易误导侦查思维、公诉思维以及审判思维。
再次，该罪的设立使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不到有效保障。一国的诉讼人权是反映其人权状况和诉讼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人权得到广泛的尊重和普遍的保护，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多项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出台，印证了在刑事诉讼中体现诉讼人权是符合国际司法潮流的。在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人权保护措施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在西方众多法治国家已被作为基本的诉讼人权予以确认。美国宪法修正案、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世界刑法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协议》以及我国参与制订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法律文件，已经明确了刑事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米兰达规则（忠告）”为代表的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曾被称为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英、美、法、德、意、日等许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相继接受了这一制度。这些诉讼人权保护措施，有利于遏止刑讯逼供的野蛮的司法秩序、推进司法文明进程。反观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排斥上述的诉讼人权保护措施的。当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既使公诉机关尚未掌握其财产来源不合法的证据，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无法享受沉默权的保护，必须要进行供述，因为闭口缄默就会被推定为“无法说明财产来源合法”，就会被认定为有罪，也就是因沉默行为而被迫自证其罪。尽管我国尚未承认“不被强迫自认其罪”和沉默权，但司法界人士对此呼声颇高，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也对我国提出这类要求，因而以刑法对该罪的规定，鲜明地否定、抵制这些诉讼人权保护措施，实为不妥。
其四，该罪的设立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私有权。众所周知，公权只有法律允许的，才是合法的；而私权只要法律不禁止，就是允许的。可见，公权的行使有严格的限制，而私权的行使却没有严格的禁止，较公权而言则相对宽松，正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但我国刑法设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却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私有权的行使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即使没有巨额财产来源属非法的证据，也可以被定罪，那么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财产私有权时，对“额外”的每一笔收入都要及时记载，否则一旦疏漏或遗忘，就“无法说明”，就构成犯罪。为了证明自己无罪，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放弃财产来源的隐私权，如实记载、记忆财产来源信息，但法律恰恰没有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不记载、不记忆该信息，因此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限制私权的行使是不尽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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