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高 军 1 龙一平2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西方　　后现代　　　
也许从晚清法制变革，中国在制度层面全面抛弃中华法系传统，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开始，历史的命运已决定了：在中国迈向法治之路上，西方是主要的参照系和模仿的对象，因为众所周知，现代法治思想诞生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舍此似无他途。但在我们不遗余力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醒过世人那样，西方法律传统与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出于对自身文明危机的思考，一些西方学者遂将眼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对之寄予了厚望。伯尔曼就曾指出，“在过去，西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2]。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一场玩笑，难道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永劫回归，法治未来的希望最终在于我们自己的“本土资源”？因此，透过一些西方学者东方法律价值取向的现象，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某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进行探讨，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以及科学地把握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方向是不无意义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契合之表现
１、集体主义本位与西方法律社会本位发展趋势之契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中国的伦理文化（家族文化）。传统家族文化催生了家国观念，在家国观念的支配下，社会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服从家长——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领导。这种家族文化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本位，它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质，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舍小家，保大家”，顾全大局是当然的选择。[3]
区别于中国集体主义本位的是,西方法律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4]，这种个人主义基础文化下的法律曾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但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在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经济恐慌、环境污染严重，为解决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表现在法律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结合，“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6]。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现代西方私法越来越将砝码加在社会利益一端，诚实信用、情势变更、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高扬，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租赁权的物权化等制度的确立，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近代民法的纯个人本位走向现代民法的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7]。
２、司法的实质性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的实质正义取向之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在法律与情理上倾向于情理，在法律的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重实体轻视程序，重民意轻法理，具有平民倾向，采用的是一种“实质性思维”[8]。中国传统司法具有实质性价值取向，集行政与司法职能于一身的官员们掌握着 “超级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均不受法律条条框框的局限，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以及个案处理结果的公正，以天理、人情和道德来纠补法律的刚性，即所谓的“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往往是被许可、被褒奖的，大众也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样可以达到符合公正和人情原则的处理结果。
与传统中国司法实质性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从罗马法时代开始，即强调诉讼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超过对实质正义的重视，程序正义被放在了首位。近代西方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法律缔造先驱们对于打造一部无所不包的、全能的、完善的法律机器充满了信心，他们信奉，“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相信法官只要根据已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找到解决所有纠纷的答案。因此，出于对所打造的法律机器的自信以及对法官擅断的恐惧，强调法官的任务就是严格地执行法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法官被理解为仅仅是法律的发声器。但是，过度的理性却割断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之间的脐带。例如，西方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但是，“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9]。形式平等并不能掩盖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现实，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分离使私法的平等价值发生了分裂，私法体系的价值产生紊乱，私法不能显示出它的规范作用。对此，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对实质正义予以了特殊的关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私法进行了修正[10]，一是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情势变更”、“权利禁止滥用”等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的重视，“不平等的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表现在出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关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现，以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法的产生。三是由自己责任发展为社会责任，即虽在违约责任及一般侵权责任中仍然坚持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原则，但对于许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此外还导入了与民事责任无关的损害补偿制度。
３、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与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重视的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11]。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传统中国人认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12]。因此，强调“法天”、“法地”、“法自然”，其价值目标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予以极力反对，“全部司法制度都视调停”[13]。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投射到具体的制度上，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在乡里设立了专门机构“申明亭”，由里长、里正调处民间纠纷，清朝时，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影响到今天，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
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卡罗尔·琼斯指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中和人际之间的联系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一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它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14]。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15]。
二、形似而精神、价值追求及内容却迥异——对契合现象之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有某种契合的元素，但两者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脱胎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宗法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产生于商品经济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文化在总体精神、价值追求和内容等方面均大异其旨趣。
１、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观念，建立在“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基础上，不仅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另外，“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16]，因此，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甚至自由被视为法律的对立面，以致“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7]。在这样的法律之下，个人既渺小又无足轻重，集团的存在高于一切，个人只有服从他（她）所依属的集团，才有生存的必要和价值，“传统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影响着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和义务观念”[18]。
现代西方虽然强调集体利益，但只是对其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种反动（霍布斯曾形象地描述过极端个人主义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在西方人观念中，个人主义仍是信奉的圭臬，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的基本制度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并始终以权利为本位，“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19]。以狄骥“社会连带学说”为代表的力倡集体本位的学说虽在西方世界曾风行一时，但对集体利益过分的强调，却最终酿成了法西斯独裁的恶果，“二战”后，新自然法学兴起，包括战争期间奉行集体本位的德意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又重新回归到个人本位。
２、在法律实质性价值取向方面，两者同样也大异其趣。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法官由儒家化的官僚兼任，司法活动追求片言折狱的智慧,在审理案件时奉行的是大众化的实质性思维，注重内心的直觉，司法官主张“原心定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根据人的主观意图是否符合道德情理来定罪，司法活动“重艺术论轻科学论”[20]。无程序观念，采用专横的、主观的且残酷的纠问式审判模式，刑讯逼供贯穿于审判的始终，恐怖几乎成了民众对审判的总体印象，甚至连百姓顶礼膜拜的“清官”断案也不例外[21]。法律始终未形成“方法认的自治”[22]，沦为政治和道德所要求的工具，在法律运用上可深可浅、可方可圆，由统治者任意掌握，灵活运用，造成了司法的随意、专横和黑暗，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素有重视程序的传统，从古罗马时期开始，在司法活动中，人们直接通过法律程式接受法的应用，司法官在自由裁量方面实际上受到程式的限制[23]。现代西方法律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仅是对其自身过分强调形式正义而造成的法律适用的僵化和裁判的极端不正义的后果的一种反动，但其司法活动仍然以程序正义为根本。突出的表现如美国对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的世纪之审，经过况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刑事判决其无罪，但民事判决其承担巨额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这种刑事与民事判决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警察的非法取证，其取得的证据属“毒树之果”被法庭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从该案中可以看出西方司法追求的旨趣：西方始终强调程序正义，与诉讼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当的程序下进行。严格的程序对保障人权，保障诉讼正义起了重要的作用[24]。
３、在对调解重视表象相似的背后，两者精神旨趣方面的差异更大。古代中国，调解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协”、“无讼”的效果，以建立一个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因此，法律与道德不分，两者处于直接结合乃至浑然一体的状态，“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25]，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无讼”的目的，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26]，造成了“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27]的结果，使得人们正当的需求受到压抑，合法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社会在僵化保守中难以发展。同时，这种否认个人的主体人格和意思自治精神，仅以国家权力将道德伦理秩序强加给各个利益主 体的后果，就是使法律不能取得其实效”[28]，另外也助长了社会对法学的厌恶之风，于是，法学也就不可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与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浑然一体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29]，而且“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周期性地求诸法律抵制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伯尔曼语）[30]，西方法律相对独立于道德发展，使得法律具有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形式理性”和昂格尔所阐发的“方法论的自治”的特征，法律和法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的重视，仅仅是出于对西方社会重斗争和对抗传统所导致的诉讼爆炸后果的一种反动，虽然如此，但西方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机制还是司法途径，举美国为例，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温伯格也曾说过，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31]。今天的西方人遇到纠纷，其首选的解决之道仍是通过诉讼解决。
三、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向西方学习，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大业，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所提示的那样，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3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那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动力应从何处寻觅呢？笔者认为，从取法原创的角度出发，应当从法治的诞生地去寻求精神力量。
正如学者研究所揭示，法治是西方理性文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西方法的传统精神。它内涵极其丰富，至少应包括：（1）自由、民主、人权、权利本位；（2）有限政府、权力制衡；（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至上。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目标[33]。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34]，这种法律文化奉行人治主义，泛刑事主义和泛道德主义构成法律的主要特征，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完全背道而驰［35］。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36]。对于某些西方人颂赞中国文明，鲁迅先生曾揭露过，是为了增加他们观赏的兴趣，动机是可疑的[37]。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元素的关注，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时期西方社会自身法律危机的一种应对，是后现代思潮在法学领域的投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法律中存在一些危机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华文明的世界了，对于这些人，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38]。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主要途径是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地区纷纷效仿、移植西方法，传统社会中丰富多彩的世界法律文化都趋向于以西方范式的现代型法制[39]。中国现行基本的法律制度、法律概念都是西方移植的结果，今天达成的法治共识，其基本价值体系和核心精神也都是来自于西方。即使是那些极力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积极捍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地位的学者，也不得不借助西方的观念和理论来解释传统法律文化，并论证其现代价值。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已成功加入ＷＴＯ的今天，只有在法律制度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才能为国际所接纳，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这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那种固步自封弃西方悠久的法治文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耗费大量成本从“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本土资源中去寻求点滴“法治”的因素，除了能满足一些崇古、信古、好古者“中国古已有之”的虚荣心外，只能使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治现代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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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J].中山大学学报,1998(3).110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政府


聊政发〔2008〕3号
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电力设施保护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聊城市电力设施保护实施办法》已经2008年1月18日市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二月二日

聊城市电力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山东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6〕1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建或在建的电力设施（包括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下同）的保护工作。
　　第三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实行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电力设施产权人、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报告。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依法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第六条　市经贸委、县（市、区）经贸局（电力办）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规划、建设、公安、国土资源、林业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电力设施。对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电力设施产权人有权制止并可以劝其改正、责其恢复原状、要求排除妨害、赔偿损失、请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章　电力设施保护范围

　　第八条　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发电厂、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厂、站内的设施；
　　（二）发电厂、变电站外各种专用的管道（沟）、储灰场、水井、泵站、冷却水塔、油库、堤坝、铁路、道路、桥梁、码头、燃料装卸设施、避雷装置、消防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三）发电厂使用的水库、大坝、取水口、引水隧洞（含支洞口）、引水渠道、调压井（塔）、露天高压管道、厂房、尾水渠、厂房与大坝间的通信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第九条　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架空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接地装置、导线、光缆、光缆接头盒、叉梁包箍、叉梁穿钉、避雷线、金具、绝缘子、登杆塔的爬梯和脚钉，导线跨越航道的保护设施，巡（保）线站，巡视检修专用道路、船舶和桥梁，标志牌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二）电力电缆线路：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结装置，地下光缆、电缆管道、电缆隧道、电缆沟、电缆桥，电缆井、盖板、人孔、标石、水线标志牌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电抗器、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箱式变电站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四）电力调度设施：电力调度场所、电力调度通信设施、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电网运行控制设施。
　　第十条　电力线路保护区：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
　　　1—10千伏　　　　　 5米
　　　35—110千伏　　　　10米
　　　220千伏　　　　　　15米
　　　500千伏　　　　　　20米
　　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域可略小于上述规定。但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延伸的距离，不应小于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弧垂及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安全距离之和。
　　（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地下电缆为电缆线路地面标桩两侧各0.75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区域，但电缆铺设的实际宽度大于此范围时，保护区的宽度不得小于电缆铺设的实际宽度；江河电缆一般不小于线路两侧各100米（中、小河流一般不小于各50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

第四章　电力设施保护措施

　　第十一条　电力设施产权人应采取以下措施，保护电力设施：
　　（一）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设置保护电力设施标志牌；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口密集地段、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以及车辆、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的地段、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上设置安全标志；
　　（三）地下电缆和水底电缆铺设后，应设立永久性标志，并将地下电缆和水底电缆所在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冲击、扰乱发电、供电企业的生产和工作秩序，不得移动、损害生产场所的生产设施及标志物。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行为：
　　（一）闯入发电、变电、调度、供电场所扰乱生产秩序，封堵、破坏进出道路，损坏电力设施；
　　（二）打砸、破坏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水井、泵站等设施；
　　（三）在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保护区内取土、钻探、挖掘、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堆放垃圾和矿渣，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危害电力专用铁路、公路、桥梁、码头；
　　（五）利用发电、变电、调度、供电场所的围墙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
　　（六）在电厂灰坝上挖掘、取土，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农作物；
　　（七）在发电企业的水库内和发电循环水入口划定区域内炸鱼、捕鱼、游泳、划船；
　　（八）其他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行为。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盗拆或破坏杆塔、变压器材，盗割电力导线，移动、损坏永久性标志或标志牌；
　　（二）向电力线路设施射击，向电力导线抛掷物体；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或其它放飞物；
　　（四）擅自在电力导线上接用电器设备；
　　（五）擅自攀登杆塔或在杆塔上架设电力、通信、广播、有线电视线路，安装广播喇叭、广告牌等；
　　（六）利用杆塔、拉线作起重牵引地锚，在杆塔、拉线上拴牲畜、悬挂物体、攀附农作物；
　　（七）在杆塔支柱间或杆塔与杆塔固定拉线之间修筑道路；
　　（八）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采石、挖掘、取土、烧窑、烧荒，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塑料大棚、养鸡场等），种植乔木，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堆放或燃烧易燃易爆物品，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安装易燃易爆设施；
　　（九）在水底电缆保护区内抛锚、拖锚、炸鱼、挖掘；
　　（十）其他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
　　（一）35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5米的区域；
　　（二）110千伏及以上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10米的区域。
　　在杆塔、拉线基础的上述距离范围外进行取土、堆物、打桩、钻探、开挖活动时，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一）预留出通往杆塔、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车辆通行的道路；
　　（二）不得影响基础的稳定，如可能引起基础周围土壤、砂石滑坡，进行上述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负责修筑护坡加固；
　　（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下列作业或活动：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设施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打桩、钻探、挖掘等作业；
　　（二）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施工；
　　（三）小于导线距穿越物体之间的安全距离，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四）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新建、改建道路、铁路、桥梁、隧道工程，敷设管线、疏浚河道，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砍伐树木；
　　（五）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架设通信、广播、有线电视及其他线路。
　　第十七条　禁止在电力电缆沟内同时埋设其他管道。
　　未经电力设施产权人同意，不准在地下电力电缆沟内埋设输油、输气等易燃易爆管道及其他管道。管道交叉通过时，有关单位应当协商，采取安全措施，达成协议并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施工。
　　国土资源、规划、建设、林业等部门在审批建设用地、规划建设项目、制定造林规划时，应当结合电力专项规划，避开电力设施保护区。在审批地下工程时标明需注意保护的管线位置，协调有关单位在施工前派人监督指导，会同电力主管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电力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距电力设施周围500米范围内（指水平距离）进行爆破作业。因工作需要必须进行爆破作业时，应当按国家颁发的有关爆破作业的法律法规，采取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电力设施安全，并征得当地电力设施产权人或管理部门的书面同意，报经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在规定范围外进行的爆破作业必须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
　　第十九条　超过4米高度的车辆或机械通过架空电力线路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并经所在市、县（市、区）级电力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对电力设施与其它设施互相妨碍的处理

　　第二十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一般不得跨越建　筑物。对新建架空电力线路通道内的原有建筑物，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单位应当与建筑物所有者协商搬迁，并按有关规定标准进行搬迁补偿，特殊情况需要跨越建筑物时，设计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增加杆塔高度、缩短档距等安全措施，以保证被跨越建筑物的安全。被跨越建筑物不得再增加高度。超越建筑物的物体高度或建筑物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必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工程、项目需穿过林区时，应当按国家有关电力设计的规程砍伐出通道，通道内不得再种植树木；对需砍伐的树木由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单位按国家的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和付给树木所有者一次性补偿费用，并与其签订不再在通道内种植树木的协议。
　　第二十二条　电力企业应将经批准的电力设施新建、改建或扩建的计划报建设、规划主管部门，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并划定保护区域。
　　电力管理部门应按已批准的电力设施新建、改建或扩建计划进行监督实施。
　　第二十三条　架空电力线路建设项目、计划已经当地规划建设主管部门批准的，园林部门对影响架空电力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木，应当负责修剪，并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和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倒等危及架空电力线路安全时，为紧急避险，电力设施产权人可先行截干或者伐除，事后及时通知树木所有人。
　　第二十四条　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必须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树木时，可种植低矮树种，并由园林部门负责修剪以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和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离为：
　　电压等级　　最大风偏距离　最大垂直距离
　35—110千伏　　3.5米　　　　4.0米
　　220千伏　　　　4.0米　　　　4.5米
　　500千伏　　　　7.0米　　　　7.0米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树木应当依法由树木权属单位负责修剪或砍伐。
　　第二十六条　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审批或规划已建电力设施（或已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规划的电力设施）两侧的新建建筑物时，应符合电力设施保护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或高杆植物。
　　电力设施产权人对已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域内新种植或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应当予以砍伐，并不予支付林木补偿费、林地补偿费、植被恢复费等任何费用。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八条　电力管理部门协调电力产权受益单位对检举、揭发破坏电力设施或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行为符合事实的单位或个人，给予2000元以下的奖励；对同破坏电力设施或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行为进行斗争并防止事故发生的单位或个人，给予2000元以上的奖励；对为保护电力设施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成绩突出或为维护电力设施安全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根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物质奖励。
　　对维护、保护电力设施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除按以上规定给予物质奖励外，还可由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各自权限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九条　下列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由电力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损坏使用中的杆塔基础的；
　　（二）损坏、拆卸、盗窃使用中或备用塔材、导线等电力设施的；
　　（三）拆卸、盗窃使用中或备用变压器等电力设备的。
　　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下列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理：
　　 （一）盗窃、哄抢库存或者已废弃停止使用的电力设施器材的；
　　（二）盗窃、哄抢尚未安装完毕或尚未交付使用单位验收的电力设施的；
　　 （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根据《电力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由电力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绝改正的，可以中止供电，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电力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电力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期满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起诉也不执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的电力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