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美法系的经济胁迫制度
——兼论我国《合同法》建立经济胁迫制度的必要性

费亚芹 樊晓周


摘要：在《合同法》中, 胁迫是影响合同效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国都普遍认可这一事实。但是对于胁迫的具体类型，各国的法律规定有别，在英美法系国家，除了人身胁迫、货物胁迫之外，还有经济胁迫，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无关于此制度的规定。然而在法律实践中,合同一方当事人经常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对对方进行胁迫，使对方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签订合同。所以,有必要对经济胁迫制度的涵义、历史沿革、认定与后果等进行介绍,进而探讨在我国建立经济胁迫制度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胁迫；英美法系；衡平法

各国合同法都把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意思表示不真实或有瑕疵,就会影响合同的效力。一般情况下,胁迫是导致合同可撤销、可变更的因素之一。胁迫一般包括人身胁迫、货物胁迫，而英美法系国家把经济胁迫也作为胁迫的一种类型，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我国1999年修订实施的《合同法》没有经济胁迫的相关规定。然而在现今相对文明及法治的社会中，民商事活动中以暴力胁迫和货物胁迫订约的例子越来越少，当前订约中出现的胁迫绝大多数都是经济胁迫，笔者认为,经济胁迫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仅就英美法系中的经济胁迫做一粗浅探讨。

一、 经济胁迫制度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所谓经济胁迫(Economic Duress) ,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 滥用其优势地位以及相对方的需要，以暴力强迫以外的方式迫使合同相对方接受合同条件,致使受到胁迫的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未能按照其真实的意愿决定是否订立合同以及怎样订立合同的情形。从经济损失的角度比较，经济胁迫的后果往往比一般胁迫的后果严重。
经济胁迫制度是由普通法(Law of Common)发展而来。最初英美普通法在契约方面有一个相当粗糙而没有充分发展的承诺瑕疵理论,其中关于胁迫的概念,是狭义的，仅指一些相当极端的肉体上的胁迫,即仅限于一方向另一方施加暴力、监禁或者恐吓施加暴力、监禁，另外，《牛津法律大辞典》给胁迫的定义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强迫或实际上正在强迫他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1]从上述对胁迫的界定上可以看出，早期的胁迫概念中不包括精神上的强制，即对于经济胁迫、精神胁迫、道义胁迫以及其他性质的胁迫等使用非暴力的方法,诱使对方缔结合同的情形,则不能引用强暴胁迫得到救济。
随着经济交往活动的频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民商事活动中以暴力胁迫订约的情况越来越少，胁迫的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多样性。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彰显公平正义，普通法在发展过程逐步扩大了胁迫的范围。到了18世纪，普通法通过判例确立的原则，将胁迫的内涵扩充至“货物胁迫（Duress of Goods），货物胁迫表现为对受害方的财产不当的留滞，即一方威胁扣押或拒绝提供另一方依合同有权享有的东西，另一方除了答应前者的要求外别无合理的选择余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契约自由原则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定式合同大量出现，由此，出现了合同当事一方滥用其优势地位以及相对方的需要，以暴力强迫以外的方式迫使合同相对方接受合同条件的情形，也就是今天被英美法系国家广泛接受的“经济胁迫”（economic duress），经济胁迫也被称为“商业强制”（business compulsion），这种形式的胁迫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危害了交易安全，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经济胁迫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今天，在英美法系国家，经济胁迫已成为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固定的判例规则。
综上，在普通法上，胁迫的含义从起初仅指对人身的胁迫，后扩展到货物胁迫，最后纳入了经济胁迫。

二、 对经济胁迫的认定及其后果
近二十年来，经济胁迫逐渐发展为一项独立的普通法规则。根据普通法规则，构成经济胁迫必须符合两项要件：　
(1)必须存在某种压制或支配了受害方当事人意志的经济事实，并因此破坏了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性质；
(2)这种压力必须是不合法的，甚至是违法的。“英国的Scarman勋爵对此的分析是：胁迫的非法性具有以下两点要素：1.足以强迫改变受害方意愿的胁迫行为；2.胁迫行为本身具有非法性。香港的杨良宜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条,即被胁迫方除了屈从同意，别无其他合理的选择。”[2]
根据现有判例规则，经济胁迫的形式主要包括：（1）直接施加经济压力；（２）以口头形式威胁将要施加压力；（３）以违约、或不履约相威胁；[3]（４）债务人以不偿付威胁债权人同意以小笔款项了结大笔债务；[4]（5）以解约、停工给对方造成损失等其他方式相威胁，此项典型案例是：在1983年宇宙卫士海运股份公司诉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案中，原告是利比里亚一海运公司，其公司全部股东均住在美国，该公司的宇宙卫士号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从利比里亚载物准时运达英国明福特哈温港。该船船员主要为亚洲人，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按照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规定过低，故该联合会号召工人拒绝为该船卸货，使之不能离港。该联合会声明，除非原告公司捐助80万美元作为海员国际福利基金，否则不予卸货，原告公司被迫给付捐款后起诉追偿。法庭裁定，这一支付是在经济胁迫下做出的；并且按照有关工业法规，此类给付要求也并不合法；故原告有权追回付款。[5]
应该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存在经济压力，但施加压力的当事人并没有迫使对方接受明显对其不利的合同，或者这一经济压力并未影响对方当事人自主订约的平等地位，则不构成经济胁迫。例如英国上议院在1980年鲍昂诉楼裕隆案的裁定中指出：经济胁迫虽可以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所涉经济压力没有压制对方当事人的订约地位，迫使其接受明显不利的合同，则不构成经济胁迫。本案所涉经济压力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故应视为合同有效。[6]

三、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胁迫的若干规定
我国现行法中，涉及胁迫的相关规定主要有：
较早时期即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归于无效”。1999年的《合同法》对上述行为的效力进行了区分，以可变更、可撤销为原则，以无效为例外。
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96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合同法释义》中，在此基础上，将胁迫的概念定义为“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
1999年《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1999年的合同法是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依据。本法中规定，胁迫是使合同可撤销或者可变更的因素之一，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胁迫指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危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订立的合同，一般被认为包括两种情况，即以要发生的危害相威胁，指以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信用等损害；另一种情况是胁迫者以直接面临的损害相威胁，胁迫者通过对对方当事人或家属实施关于不法行为造成损害而迫使对方订立合同。
对比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胁迫制度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胁迫的规定有一定的交叉，对人身胁迫、货物胁迫的规定基本相似，但是关于经济胁迫的规定是我国合同法所没有的。

四、 我国《合同法》建立经济胁迫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并未对胁迫进行完整的法律上的定义，甚至并未区分胁迫的类型，更没有在法律中引入经济胁迫的概念。然而目前,经济胁迫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经济胁迫制度不仅为英美法系国家广泛运用,而且也开始为大陆法系国家吸收和借鉴。同时，经济胁迫所针对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很难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虽然有胁迫制度,但没有包含经济胁迫这一类型,虽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存在着诚实信用等弹性条款,但很难解决经济胁迫这类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国家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包括法律问题在内，往往具有相似性，这在司法领域显得尤为突出。法律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在于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法律的原理、原则和规则，正是对这些规律的解释、概括和归纳。今天，当人们着手去解决许许多多已经被法律发展相对完善的国家面对过、解决了的问题时，当人们可以从他们的法律文库中找到可供借鉴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揭开问题之疑团的钥匙时，应该主动“拿来”，为我所用，而没有理由把其中的合理成分拒之门外。
通过以上分析，作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完全有必要建立经济胁迫制度。具体的建立该项制度的途径，一方面考虑到合同法不能因为缺失这一项制度而被废止，但是如果对其进行修改的话，又为期太长；另一方面，由于该制度的缺失，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无法及时得到保护，法律的所追求的实质正义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可以暂时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解释“胁迫”的法律含义，赋予经济胁迫以法律地位，进而形成普通暴力胁迫、货物胁迫以及经济胁迫三大胁迫并行的格局。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积累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之时，再以修改合同法的方式把它纳入到合同法的体系之中。经济胁迫制度有利于保护受经济压力的弱势当事人,实现合同交易中的公平与正义，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缺失的制度。

注释：
[1]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76
[2]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17页
[3] 参见1904年鲁克斯诉巴纳德案,上诉法院判例集,第1129页
[4] 参见1966午D与C建筑股份公司诉利斯案，王座庭判例集2集第617页
[5] 参见1983宇宙卫士海运股份公司诉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案，上诉法院判例集1集,第366页
[6] 参见1980年鲍昂诉楼裕隆案，上诉法院判例集第614页
参考文献：
[1] 王忻,租赁市场中的经济胁迫分析,上海房地2005年第3期
[2] 王贵仁著,《浅谈合同法中的撤销权》，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000年,第7期
[3]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合同效力制度比较研究,贺晓翊
[4]袁雪,浅析英美法系的不正当影响制度,学术交流,2005年第6期
中国政府 巴西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地质科学合作的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签约双方），为了共同开发地学研究和对共同感兴趣的题目进行科学交流和合作，进一步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议定书的目的是在遵守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并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为签约双方在地学领域内科技交流和合作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条　本议定书包括如下领域内的合作：
　　１．区域地质和构造地质，重点为前寒武纪地质；
　　２．矿产资源和能源研究，其中包括资源评价；
　　３．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探，其中包括航空物探和遥感；
　　４．同位素和地质年代学研究；
　　５．海洋地质；
　　６．水文地质；
　　７．矿业技术、矿业政策和矿业管理；
　　８．地学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技术；
　　９．出版技术。

　　第三条　本议定书第二条所规定的领域内的合作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１．交换科技情报，包括标本和出版物；
　　２．互派科学家和专家；
　　３．共同举办讲座、讨论会和学术会议；
　　４．在两国培训研究和技术人员；
　　５．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与研究；
　　６．双方商定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四条　为代表双方负责协调和组织各有关单位执行本议定书的规定，签约双方指定各自执行本议定书的负责机构。中方为中国地质矿产部外事局，巴方为巴西矿业能源部国家矿业生产局。

　　第五条　为了实施本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双方将不定期举行会议，检查以往的工作，确定今后的活动计划，会议将轮流在中国和巴西举行。会议日期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确定。会议间歇期间，有关本议定书执行的安排，双方执行机构通过书信确定。

　　第六条　实施本议定书合作项目有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费开支应制订具体项目计划，规定必需的资金来源。本议定书尚未包括的特殊条件应通过官方途径或两国科技合作混委会商定。
　　执行上述有关项目应规定期限、执行日期、交流专家数目以及执行项目有关的事项。

　　第七条　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签约双方共同商定合作项目费用的责任。有技术人员交流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派出方负担其技术人员的工资和国际旅费；接待方负担对方技术人员在本国工作期间的食宿、交通和紧急医疗费用；
　　２．联络费用由技术人员自理；
　　３．参加人员眷属的费用自理；
　　有关资料、专业仪器设备和样品在接待国境内的运费由接待方负担，国际运费由派出方自理。

　　第八条　必要时，双方根据各自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可共同与第三国合作。
　　具体项目和联合考察由双方组织人员和技术力量，确定执行计划。

　　第九条　双方应对合作项目的情报、资料和报告保密，并保证所有参加单位均予遵守。合作项目的成果属双方共有，经双方书面同意后方可予以发表。

　　第十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协议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九十天未通过书面形式向另一方提出终止，则本议定书将自动延期五年。
　　本议定书终止后，根据本议定书安排的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除非签约双方通过其他形式达成谅解外，应按本议定书的条款继续执行，直至全部完成为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巴西利亚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陶　大　钊　　　　　　　　　　　　　　塞图巴尔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