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罚金刑问题

一、 罚金的概念、特征及其适用价值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1、首先，罚金是一种财产刑，犯罪的多样化决定了刑罚的多样化。如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等等。我国刑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罚金刑属附加刑的范畴。但罚金刑仍然具有国家强制性，适用对象特定性等刑罚的基本特征。单就罚金而言，同样属于给予犯罪的刑罚处罚。
2、罚金以强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为内容，具有专一性。实质为国家剥夺犯罪分子对部分金钱的所有权。
3、罚金的适用主体只有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罚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对他人或单位适用。
4、罚金只能对触犯刑律的自然人或法人单位适用。其刑罚性质，决定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于触犯刑律的从事一般违法行为的人，则只适用相应的非刑罚方法。
近些年来，关于罚金刑的利弊优劣的争论在世界各国的法学界众说纷纭。但其适用仍然被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广泛运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 罚金刑是惩罚和抑制贪利型犯罪人的有效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贪利型犯罪率逐年上升。对该类犯罪分子处以自由刑是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的，“坐牢一时，享乐一世”的想法只有通过罚金的实施，剥夺其继续犯罪的资本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发挥到最大效应。
（二）罚金刑符合刑罚经济原则，司法活动也同其他经营活动一样，不能脱离成本与效益，不能违背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对犯罪情节相对轻微的有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一些犯罪分子，因刑期短，不足以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单处以罚金刑，给其在经济上沉痛打击的同时又能减轻国家为改造犯罪要支付的不必要的支出，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司法效果，有效防止和控制犯罪。
（三）罚金刑可避免犯罪人在狱中恶性交叉感染，短期自由刑是将犯罪人关押在监狱或看守所内，与形形色色的犯罪人相处在一起，很容易造成恶性交叉感染，相互交流犯罪“经验”，传习犯罪，违背刑罚教育改造的初衷。与之相反，罚金刑不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对犯罪人不实行关押，就能有效地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在青少年犯罪中，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四）罚金刑是惩罚法人犯罪的最佳手段。法人同自然人不同，是具有法律拟制性的主体，无生命和自由可言，更没有承受生命刑和自由刑的资格。世界各国普遍对法人犯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又处罚犯罪法人。同自然人相比，法人虽没有生命，，但具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罚金这种财产刑对犯罪法人的适用成为处罚其犯罪的最佳方法，也是我国处罚犯罪法人的唯一的刑罚方法。
（五）罚金具有可附加性，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罚金属附加刑”，具有附加性，均可与自由刑，生命刑并科适用。正因为罚金刑的附加性，才为大范围的适用罚金刑提供了可能。
二、罚金刑与行政罚款及赔偿损失间的区别
首先，罚金刑与行政罚款有着本质的区别，罚金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一种刑罚方法，是由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刑罚方式；罚款是由有关行政机关对于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者所适用的一种行政处分，如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罚款，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海关法规、税收法规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罚款等等。可见罚金与行政罚款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性质不同、适用机关不同和适用的对象不同。
其次，罚金与赔偿经济损失也是不同的。在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上的赔偿经济损失，是指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如因伤害而由犯罪分子付给被害人的医疗费或一定的生活费、误工费等等。但这是属于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赔偿的问题，这附带的民事赔偿其性质也不是刑罚，而是一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赔偿损失是人民法院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在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所作出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中的一种。责令免予刑事处分的被告人对遭受经济损失的被害人给予的赔偿。其性质也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强制方法，而不是刑罚方法。上述非刑罚方法赔偿的金钱都直接交给被害人，而不像刑罚方法中的一律上缴国库。
三、罚金刑的历史发展及新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在我国渊源于唐虞的“金作赎刑”，从《尚书、舜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到《管子》的“过罚以金”，都是对一些轻微犯罪以及某种身份的犯罪适用，并具有浓郁的赎刑色彩，经历了赎罚合一 及相互交织的时期。
随着货币的产生，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国刑法从重视犯罪个体的惩罚向刑法调整效应转化，各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将罚金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1971~1975年的日本，法院适用罚金刑占刑事判决总数的96%以上。
我国由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破碎的经济形式，守旧的经济观念及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旧的法学思想将西方国家中的罚金刑适用率高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以至1979年刑法典中罚金刑条款只有20条，占分则条款的19.1%，而司法实践中由于“以钱买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罚金的适用更是甚微。
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及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刑罚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产品经济的刑罚观向商品经济的刑罚观转变，由执行政治职能向执行经济职能的刑罚观转变，由个人刑罚观向法人刑罚观转变。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广泛地制定罚金刑，刑法分则351条中涉及罚金刑适用的条款达182条375处之多（八个修正案又有增加），占分则条文的51.8%，充分体现了罚金刑的广泛性。这是我国刑事立法进一步健全的标志，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其表现在：“1997刑法”不但在分则中，而且在总则中规定了强制缴纳罚金的规定。“1997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免除。”也由此可见，对罚金的执行，我国的司法制度分为四种情况：一是限期一次缴纳；二是限时间分期缴纳；三是强制缴纳；四是酌情减少或免除缴纳。充分体现了罚金刑的刑罚强制性。更进一步说明了罚金的执行不受时效的限制，即必须缴纳的刑罚处罚性；另外，在罚金刑适用方式上，修订后的刑法在法律条款中除少数系单独选择适用外，并科罚金刑克服了刑法中“可以”性弹性条款，对犯罪分子适用自由刑的同时，必须同时适用罚金刑，司法人员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所以，我国“1997刑法”中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不但是现代刑罚轻缓化的体现，也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适应犯罪形式由单一的自然人一般违法行为向自然人贪利型犯罪及单位经济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转化的强烈要求。更是刑罚结构体制改革的体现。19世纪开始，曾一度占据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代替。而今天，伴随着罚金刑适用率的大幅度提高，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又向着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的刑罚体系转变。我国刑法正适应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大胆地调整刑罚结构，扩大了罚金刑的使用。
四、我国罚金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罚金这种刑罚方法在具体适用时，刑法有的条款规定可以单独适用，如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等，单处罚金一般只适用于轻微的犯罪。有的条文规定只能并科处罚，如伪造有价证券罪、赌博罪等等。并处罚金一般适用于较重的犯罪。还有的条文规定既可以单处罚金也可以并处，如盗伐、滥伐林木罪，窝赃、销赃罪等。现行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主要是对那些贪财图利或者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同时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如扰乱法庭秩序罪、拒不执行法庭判决裁定罪等。对于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予以一定的金钱的剥夺，既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又对这类犯罪从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惩罚，剥夺其一定数量的金钱，可以摧垮他们赖以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能力，有利于预防犯罪。但是“1997刑法”修订后大幅度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运用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下就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一）罚金刑的数额问题。
罚金刑的数额直接标示着罚金刑的轻重，体现国家对犯罪行为人惩罚的强度，有关罚金的数额“1979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对其均未作规定，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之后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出现了限额罚金制，明确规定了罚金的最高数额，如《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5000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1000元以下罚金……”修订后的刑法，总则中仍没有对数额作出规定，分则中对多数可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也未作规定，但是对有的犯罪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如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倍比罚金罪（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虽然“1997刑法”已作出上述一些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确定罚金的数额却“问题百出”，表现为：
1、确定罚金的数额的依据不明确，法官的主观随意性过大。主要体现在现行《刑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根据该条款，我们认为确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即犯罪情节。而司法实践中恰恰相反，我们常常在审查报告和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和量刑建议部分看到这样的表述：“鉴于被告人某某的经济状况，判处罚金xx元”此类情况极其充分地表现出法官在确定罚金数额时的主观随意性，并由此导致的裁量结果的极度不平衡。
2、以罚代刑、以刑代罚的情况层出不穷，我国刑法历来反对以刑代罚或以罚代刑，但审判实践中此类情况时有发生。有资料显示，我国基层法院审判的判处罚金案件中，刑期低于法定刑期起点的高达60%以上。如黑龙江省xx市三名被告人于某、张某、王某，均无业。2005年1月三被告人以事先谋划好的骗局骗取被害人徐某现金45000元。破案后，该款全部返还失主，2005年4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三被告人行为构成诈骗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三万元。当年，依据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黑龙江省对诈骗案件数额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而刑法二百六十六条则明确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三被告人诈骗数额45000元，属于数额巨大范围。法院判处被告人缓刑，主刑偏轻，而罚金三万元，附加刑又相对偏重。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特别是当案犯家境贫寒，无固定收入来源时，审判人员往往会加重案犯的刑期而选择减判甚至不判罚金。
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主要有（1）对罚金刑的地位认识不足，认为罚金刑是附加刑，只要主刑得当，罚金的多少关系不大。（2）近年来的罚金刑执行难问题给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再加上各级法院都在强调加大案件执行力度，注重案件执结率，使得各法院在裁量罚金时不得不考虑罚金刑的可执行问题。（3）人类的怜悯本性及中国自古以来的“仁”性教育使审判人员对家境贫寒的案犯萌生恻隐之心。无论如何，法官在办案时应尊重刑法的有关规定，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确定时应与该行为所处主刑协调一致，一般将罚金的数额与主刑之间确定一定的正比例关系，主刑越重，罚金数额越高，反之亦然。当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导致比例函数值的不同，就需要各地法院不断地摸索总结，找出适合自己的比例关系。
（二）关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如何适用罚金问题
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能否适用罚金，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但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理论界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不适用罚金刑。理由是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无个人财产可供缴纳，在家庭中也无独立的较大份额的财产，对判处罚金势必由他人代缴，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外，可能在未成年人心灵中产生“以钱赎刑”的错误印象，影响其形成正常的刑罚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是否适用罚金刑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被告人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或已经接受了赠予、继承了遗产等个人财产可供缴纳罚金的，应判处罚金。否则，不能判处罚金。这两种观点侧重保护未成年人，有一定的积极性，但都有其弱点，即以未成年人是否有可供缴纳的财产作为是否判处罚金的依据，与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相悖。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罚金，如何适用罚金并未作限制性规定，因而对他们除适用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外，不应有其他的关照。只有这样，刑罚才能公平、合理的实施。
（三）关于罚金刑的执行问题
罚金刑的执行问题是目前法院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据资料表明，罚金案件的执结率不足5%，中止执行率达到85%以上，其原因有三：1、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因行动受限客观上难于配合执行；2、被执行人与其亲属的财产之间界限模糊，难与分清，使追缴陷入僵局；3、罚金刑执行程序不明确、不顺畅、不规范致使案件久置无人问津。
要解决或缓解罚金刑执行难问题，应首先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执行主体问题。目前，罚金刑的执行原则上归执行庭主管，而大量的民事、经济等案件已经使执行庭不堪重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另辟溪径，建立主管罚金刑执行的新队伍。
2、关于罚金刑的减免问题，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均规定了罚金刑的减免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实施。要真正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必须将刑法中规定的罚金刑减免制度落到实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罚金刑减免要求应由被罚人向负责执行部门提出申请，并由负责执行的机关进行审查。根据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减免罚金刑的条件是“由于遭遇了不可抗拒的灾祸，缴纳罚金确有困难。”对此必须把握两点：第一，必须是缴纳罚金确有困难。第二，是缴纳困难确实是因不可抗拒的灾祸造成。最后，就是减免的时间一般应在案犯主刑执行完毕后提出请求。
3、罚金刑与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及行为人其他债务的执行问题，罚金刑是对刑事被告的刑事处罚，因而必须优先得到执行，执行中有对抗案犯其他债务的优先效力。但因案犯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从保护受害者的原则出发，应先满足受害人的受偿权后，再执行罚金刑。
总体上说，，罚金刑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与我国司法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密不可分的。如审判人员的执法不严，从审判实践来看，确有一些依法应判处罚金刑的案件由于是异地作案，流窜作案，判处罚金后执行困难而没有判处罚金刑。其次，立法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997刑法”中对罚金刑的修订虽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有些条款过于机械地规定罚金的数额，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幅员辽阔，南北经济的不平横，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罚金刑的难于执行，有些条款的规定也使法官在办案中盲目地判处罚金刑，严重影响了法院判决裁定的严肃性，也影响了罚金刑效能的发挥。
总之，扩大罚金刑的适用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依法治国的形式下不断完善的司法实践也使罚金刑的适用日趋成熟。我们应在工作过程中寻找捷径来解决罚金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将罚金刑的执行落到实处，保障我国司法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作者：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姜永辉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适用规则研究

姚仁安　付士平

　　同两大法系的世界各国一样，中国行政法渊源也十分繁杂。如果我们用控权理论来审视行政法渊源，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与行政有关的规范性依据都是行政法的正式渊源，其中存在为数众多，非常庞杂的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加强对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价值构成及其效力与适用规则的研究，对有效控制和监督行政权力、构筑和完善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内涵和结构
　　“法律渊源”语出罗马法Fontesjuris[1]，原意为法律的源泉，即法源，指法律的内容导源于何处。这是“法律渊源”的实质内涵。但我国法学界几乎都是在形式意义上使用“法律渊源”这一概念，认为法律渊源是根据法律效力的来源不同而形成的[2]、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具有不同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的各种类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包括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两类。
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正式渊源是可以从体现了官方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非正式渊源指尚未在正式法律文件中得到权威性的和至少是明文的阐述与体现的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资料和考虑，包括“正义标准”、“推理和思考事物本质的原则”、“个别衡平法”、“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倾向”以及“习惯法”[3]。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正式渊源通常又称直接渊源，指国家制定的具有不同效力的成文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法规以及规章等。非正式渊源通常又称间接渊源，指经国家认可的，由国家赋予其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公 共政策、法律原理、判例等 [4]。我国也有学者将行政和地方规章纳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范畴进行讨论，理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规章享有间接审查权 [5]。笔者认为，从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将规章纳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我国立法法已把规章作为正式的行政法渊源之一进行了规范；其次，我国行政诉讼法虽赋予人民法院对规章的间接审查权，但这并不是区分正式和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标准和条件。在具体法律法规的选择和适用问题上，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同样享有选择权，有权适用此法，而不是用彼法；有权取上位法，舍下位法。且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也已明确赋予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省会城市人民政府、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经济特区人民政府享有规章的制定权。因此，规章不应属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判断正式与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标准和条件，是看某一具体行政法渊源的制定、发布是否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正式立法程序。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应属正式的行政法渊源。国家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及其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于立法程序之外，发布的调整行政关系的决定、命令、指示等规范性文件，均属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范畴。其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一）全国人大除根据《宪法》62条、63条行使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及其他基本法律立法权外，制定和发布的调整行政关系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除根据《宪法》67条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监督宪法实施，制定和修改其他法律等立法权外，制定和发布的调整行政关系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三）国务院依照《宪法》89条于制定发布行政法规、缔结条约之外，发布的调整行政关系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四）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于制定发布地方法规和规章外，发布的调整行政关系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五）以不成文法形式存在的行政习惯、判例、法律原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它主要是由各种非制定法构成，内容十分庞杂，是各种制定法的协调和补充；（二）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发布主体，既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也包括各级党政机关，还有各种社会团体、行业管理协会；（三）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依其发布主体不同，存在高低不同的效力位阶。
　　二、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价值构成探析
　　法的价值是其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和社会需求的满足。研究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价值，是认识和把握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内在本质，充分发挥其法律功能，准确适用于司法审查的需要。同时，行政法包括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为不同的价值准则设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和不同的实现方式及过程。研究正式的、非正式的行政法渊源的价值，可以减少价值冲突，使多种价值准则得以并存，从而为司法审查中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选择适用，提供一个更为准确、鲜明的参照物。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价值主要由正义价值、秩序价值、效益价值、自由价值所构成。
　　[正义价值] 正义是一个极富有生命力的概念，从中西方传统正义论到现代法律正义论，它一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正义不是法的产物，而是法的理念、精神和追求。严格地讲，法的秩序、效益、自由等一切价值都是建立在正义价值之上。没有正义，法的其它一切价值都是不存在的。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正义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使正义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第二，作为法律保障正义实现的补充。这种保障上的补充，又是通过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途径来实现社会正义的保障的。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必将是一个舞弊的社会、黑暗的社会和动荡的社会。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是谋求和保护社会正义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之一。
　　[秩序价值] 秩序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条件。其既包括自然界按自然法则形成的自然秩序，又包括人类社会中由社会规范调控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不仅包括正式的行政法渊源，也包括非正式的行政法渊源。正式行政法渊源的缺陷、暇疵和冲突，为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提供了调控社会秩序的空间。秩序价值虽不是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核心价值，但却是实现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正义价值、效益价值和自由价值最基础的价值成份。作为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协调与补充，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秩序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行政主体的职能、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局部利益冲突，防止行政权力空缺或重叠，建立合理的、有规则的行政职能系统；第二，合理有序配置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权利与义务，保障行政法律关系秩序；第三，强化对市场主体和各种市场关系的调整与保护，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各经济要素，稳定和协调市场结构、生产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的相对平衡有序。
　　[效益价值] 效益是产出减去投入后的结果。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益价值，集中反映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分配上。自然资源一般具有不可再生性。加强对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对政策、信息、权利、义务等社会资源的公正平等分配，提高其利用效益，正式和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是必不可少的调整机制、分配规则和行为规范。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益价值不仅表现在经济效益的获得和增加，而且还体现在权力运作效益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它主要是通过优化配置行政结构及行政程序，减少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来实现的。社会公正是法律的追求，属法律正义价值的内容，也是法律效益价值的体现。
　　[自由价值]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属性。自由对于人的价值，表现为它是人的潜在能力外在化，是人发展的助动力。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而是人民自由的圣经[6]。法律自由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受法律保障和认可的，按自己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自由价值，首先是通过对法律自由的具体化来体现的。比如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在《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之前，有关集会游行示威管理方面的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就为这种自由的实现规定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使游行示威自由与其他公民正常生活的自由之间得以协调。其次，非正式行政法渊源还通过对侵害他人法律自由的行为设定制裁和否定性评价，来实现对他人法律自由的维护和保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的庞大系统。由于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变化性、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多重性，法的价值冲突在所难免。关键是我们应根据不少学者倡导的法定价值优先原则、适当成本原则、最佳效益原则，取利避害，减少和避免法的价值冲突，准确选择和适用非正式行政法渊源[7]。
　　三、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适用规则设计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问题，在前苏联和西方法学界均存在争议。我国学者一般认为，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的国家政策、国家计划，应允许其以一定范围的其它规范作为补充渊源适用于有关事件[8]。笔者认为，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法律效力，不能抛开正式行政法渊源而孤立地去讨论它。确定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一般应遵循如下规则：
　　[效力待定规则]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其与同类正式行政法渊源的联系。舍此联系，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本身，显然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未与正式行政法渊源比较对照之前，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法律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而适用于司法审查。
　　[效力吸收规则]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与相同位阶或高位阶正式行政法渊源一致，则其效力为正式行政法渊源所吸收，审判中可直接适用正式行政法渊源的规定，并可参考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具体规定。
　　——与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同类的正式行政法渊源空白时，在不与宪法、基本法律抵触的前提下，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具有法律效力，可结合宪法、基本法律的原则条款一并适用。
　　[效力冲突规则]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与相同位阶的正式行政法渊源中的强制性规范抵触的，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中的相应规范不具有法律效力。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与相同位阶的正式行政法渊源中的任意性规范抵触的，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法律效力可视具体情况而定。若正式行政法渊源中的任意性规范明显滞后于社会生活现实，可根据法的价值冲突规则承认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法律效力而适用之。
　　——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与高位阶的正式行政法渊源抵触的，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不具有法律效力；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与低位阶的正式行政法渊源抵触的，适用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规定。
　　[效力等级规则]
　　——与正式行政法渊源一样，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其他直属机构，到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发布主体不同，其效力存在高低不同的位阶等级。上位规范优于下位规范，特别规范优于普通规范，新发布的规范优于以前发布的规范。
　　[效力范围规则]
　　——国家权力机关及其行政机关发布的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及于全国；地方权力机关及其行政机关发布的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仅限于本地方。
　　四、对《行政诉讼法》相关法律适用条款的修改与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没有把宪法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进行规定。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宪法是正式的行政法渊源。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没有把宪法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予以规定。有学者认为，宪法是司法审查的最高依据和最终依据，但不是直接依据和具体依据[9]。笔者认为，宪法不仅是司法审查的最高依据和最终依据，也是直接依据和具体依据。人民法院对规章以下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对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效力的确认，必将直接涉及宪法的某些具体规定。更何况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的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齐玉苓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案，已首开直接以宪法规定判案的先河[10]。加强宪法权利的保护，实现宪法司法化已是大势所趋。
　　第二，只规定正式行政法渊源是司法审查的依据，对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效力未作规定。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制定法传统有关，但显然有悖于我国目前法治实践。前面已经论及，由于法律调整的局限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正式行政法渊源并不能涵盖所有行政法律关系，难以解决行政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我国行政法采用成文法主义，但又没有象民法、刑法那样形成统一法典，法律调整与行政现实之间往往出现断层和间距。我国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据国家政策等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作出的。这类行政行为一旦涉讼，必将导致非正式行政法渊源法律效力的确认。有条件的承认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法律效力，与行政法治原则并不发生价值冲突。因此，行政诉讼法有必要对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法律效力作出规定。
　　第三，对法律解释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未作规定。我国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授予某一行政主体对本行政法规范的解释权，但对这些解释在司法审查中的法律地位，《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笔者以为，根据我国法律解释权限的划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国务院的行政解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是行政审判的当然根据，其他解释只能作为非正式行政法渊源适用。
综上，笔者建议，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作出修改，将宪法和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作为司法审查的直接依据、政府公共政策等非正式行政法渊源作为参考依据在条款中明确予以规定。

参考书目：
[1]卢云编著《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2]周农、唐若雷主编《法理学》，1998年版第288页。
[3]（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
[4]万斌著《法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5]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6]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1页。
[7]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8]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