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06]第19号



《重庆市盐业管理条例（修订）》已于2006年5月19日经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5月19日






重庆市盐业管理条例
（1999年３月26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11月24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2006年5月19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盐业管理，保障盐业健康、有序、持续、稳定发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盐矿资源，保证食盐专营和食盐加碘工作的实施，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盐矿资源，从事盐产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购销等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宣传、教育、引导，保证公民食用合格碘盐。
鼓励和扶持盐业科学技术创新、先进技术推广和新产品开发。
第四条 本市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对两碱工业用盐的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实行监督管理，对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五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盐业工作的领导。
市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盐业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其所属的盐业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的盐业管理工作。
卫生、工商、价格、公安、交通、质监、矿产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盐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盐矿开发
第六条 对盐矿资源的开发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计划开采、综合利用的原则，禁止对盐矿资源的乱开滥采，防止盐矿资源浪费。
第七条 开采盐矿资源，必须经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市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申请采矿许可证。
第八条 在勘查、开采其他矿种等作业中发现盐矿资源的，勘查、开采单位应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防止盐矿资源损失破坏，并及时报告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盐矿资源开采企业，只能向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制盐、用盐企业供应或销售盐矿产品。

第三章 生产管理
第十条 开办制盐企业必须经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制盐企业需要扩大制盐能力的，必须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实行食盐定点生产制度，未取得《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的，不得生产食盐。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审批。
从事食盐生产和碘盐加工的盐业企业还应当取得市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证。
第十二条 食盐必须按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
第十三条 生产、加工小包装食盐的企业，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
第十四条 生产、加工添加食品调料、添加剂、营养强化剂、药物等的多品种食盐，必须经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并符合食品卫生标准。
第十五条 盐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检验和监督手段，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生产、加工新品种盐产品应当制订企业标准，并报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在本市生产、加工、销售的固体盐产品，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包装，并使用具有明显产品标识的包装物：
（一）食盐包装应统一使用印制“食用碘盐”标识，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包装物；
（二）两碱工业用盐使用印制“工业盐”标识的包装物；
（三）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使用印制“精制工业盐”标识的包装物。
盐产品的包装物、产品标识，应当报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食盐包装物和碘盐防伪标志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禁止非法生产、加工、买卖食盐包装物和碘盐防伪标志。
第十七条 禁止平锅制盐。
禁止利用工业废渣、工业废液生产商品盐。

第四章 运销管理
第十八条 食盐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分配调拨。
食盐生产、批发、零售单位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食盐价格。
第十九条 实行食盐运输准运证制度。
食盐准运证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设在本市盐产区的盐业管理机构核发。
在本市范围内运输食盐的，必须持有本市县以上盐业公司的有效凭据；市外途经本市运输食盐的、从本市运出或者从市外运进食盐的，必须持有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机构签发的食盐准运证。运输情况应与食盐准运证填写的内容相符，不得涂改、伪造和重复使用食盐准运证。
第二十条 实行食盐批发许可证制度。
食盐批发许可证、转（代）批发许可证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食盐批发、转（代）批发经营者凭食盐批发许可证、转（代）批发许可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食盐批发业务由本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当符合国家颁布的《食盐批发企业管理质量等级划分及技术要求》。
盐业公司根据便民原则及食盐市场需要，为保证食盐供给，可以委托有良好商业信誉的其他经营者转（代）批发食盐。取得食盐转（代）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与当地盐业公司签订食盐委托批发协议；
（二）持有可以经营副食的《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三）与保证食盐供应相适应的经营设施条件。
食盐批发、转（代）批发经营者必须按照批发许可证规定的进货渠道、销售范围经营食盐批发业务。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转（代）批发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
第二十一条 生产榨菜、李干、藠头等所需食品加工用盐，由本市盐业公司组织供应，用盐单位应当持有关证明到当地盐业公司购盐。严禁食品加工用盐流入食盐市场。
在缺碘地区生产、销售的食品和副食品，凡需添加食用盐的，必须使用碘盐。
因治疗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应当持当地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到当地盐业管理机构指定的单位购买非碘盐，被指定单位应当保证供应。
第二十二条 凡取得副食经营工商执照，从事副食经营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经营食盐零售业务。
从事食盐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从当地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转（代）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处购进食盐；使用食品加工用盐、肠衣盐、畜牧盐、渔业用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从当地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经营者处购进食盐。
第二十三条 食盐批发、转（代）批发经营者应当按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保持合理库存，保障供给，不得脱销。
第二十四条 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由本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用盐单位应当到当地盐业公司购盐。
在本市范围内运输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的，必须持有本市县以上盐业公司的发盐凭证；从本市运出或从市外运进本市的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的，必须持有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市外途经本市运输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的，应持有发运地省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放运证明。
禁止擅自转卖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
第二十五条 两碱工业用盐应当从盐业公司购进，国家规定实行盐、碱生产企业直接供货的除外。
本市盐碱生产企业订立的两碱工业用盐购销合同，应在订立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合同副本送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盐业管理机构根据备案合同对本市两碱工业用盐的运销进行监督。
市内制盐企业运销市内、市外的两碱工业用盐，由制盐企业在放运前向所在地盐业管理机构备案并接受监督；市外制盐企业运销市内制碱企业的两碱工业用盐，由市外制盐企业和市内制碱企业在放运前向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
制碱企业所在地盐业管理机构，对两碱工业用盐的使用情况实行稽核。
禁止转卖、挪用两碱工业用盐。
第二十六条 批发、零售的食盐必须是合格碘盐。零售的食盐应为小包装。
严禁将下列产品作为食盐销售和用于食品加工：
（一）液体盐（含天然卤水）；
（二）工业用盐；
（三）平锅盐、土盐、硝盐，工业废渣和废液制盐；
（四）不符合食盐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盐产品；
（五）其他非食盐产品。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盐业管理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一）监督、检查有关单位或个人对本条例及国家盐业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依法查处本辖区内的盐业违法案件，对涉及盐产品的生产、储存、经营场所和运盐工具进行检查，经盐业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查封、扣押与盐业违法案件有关的盐产品、运盐工具、包装物品、加工设备等财物；
（三）对盐业违法行为的当事人、见证人和涉及盐业违法行为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调查、询问，并要求被调查人、被询问人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四）查阅、抄录和复制与盐业违法案件有关的文件、资料，向被检查、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提取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 盐业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执法检查和处罚应当按照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
（二）佩戴执法标志，主动向被检查、被处罚的单位或个人出示执法证件；
（三）为举报盐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个人和被查阅、复制的文件、资料保密；
（四）文明执法、秉公执法、廉洁奉公，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二十九条 依法设立的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负责对盐产品的质量检验和监督。
第三十条 对举报、协助查处涉盐违法案件有功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擅自开办制盐企业或扩大制盐能力的，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有关设备，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擅自生产、加工小包装食盐或多品种食盐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生产、加工的盐产品，没收生产、加工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生产、加工的盐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未按规定使用盐产品包装物和产品标识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不报备案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生产、加工、买卖的食盐包装物和碘盐防伪标志，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没收生产、加工设备。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生产工具和盐产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生产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运输的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的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对承运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没收运盐工具。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销的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购销的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食盐批发、转（代）批发经营者违法情节严重的，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食盐批发许可证、转（代）批发许可证。
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款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购销的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保持合理库存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造成食盐脱销的，由盐业管理机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食盐批发许可证、转（代）批发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运输的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的盐产品价值二倍以下罚款，对承运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下罚款，对承运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的盐产品及其他物品的，由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查封、扣押物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对依法查封、扣押的盐产品及其他物品，经调查并公告满六十日后，仍无法查明该物品所有人的，盐业管理机构可以按照无主物依法收缴。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卫生、工商、价格、公安、交通、质监、矿产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由上述部门按照各自职权依法查处。但涉及的盐产品，应当交当地盐业管理机构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盐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盐业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盐矿资源，包括岩盐、天然卤水。
本条例所称盐产品是指以卤水、石盐矿石为原料制得的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盐，包括固体氯化钠、氯化钠水溶液以及以氯化钠为载体的复合盐制品（不含药品）。
本条例所称食盐是指直接食用或用于食品加工的盐，包括添加营养强化剂、调味辅料或经特殊工艺加工制得的多品种食盐，以及酿造盐、腌制盐、泡菜盐等食品加工用盐。
本条例所称两碱工业用盐仅指用于生产纯碱、烧碱的盐产品（包括液体盐）。
本条例所称两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工业用盐包括制革、肥皂、冶金、印染、制冰冷藏、医药、玻璃、陶瓷、炸药、机械加工、锅炉软水和清洗等工业生产用盐。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违法所得指：
1、违法销售盐产品的全部收入；
2、违法运输盐产品的全部运费收入；
3、违法销售食盐包装物、碘盐防伪标志的全部收入。
本条例所称盐产品价值指：
１、违法生产、加工食盐的，以其所生产、加工食盐的数量，乘以违法行为查获地国家规定的同类食盐出厂价；
２、生产平锅盐和利用工业废渣、工业废液生产商品盐的，以其所生产盐产品的数量，乘以违法行为查获地国家规定的食盐市场批发价；
３、未按规定渠道购销盐产品的，以其所购销盐产品的数量，乘以违法行为查获地国家规定的同类盐产品市场批发价；
4、违法运输盐产品的，以其所运盐产品的数量，乘以违法行为查获地国家规定的同类盐产品市场批发价。
对于以工业盐等非食用盐产品和不合格食盐充作食盐进行非法生产、加工、储存、运输、购销的，其非法经营行为涉及的盐产品的价值，按其充作食盐非法经营的盐产品的数量乘以违法行为发生地国家规定的食盐的市场价格计算。
第四十五条 肠衣盐、饲料加工或禽畜食用的畜牧盐、海水晶等水产品加工或养殖的渔业用盐，适用本条例中有关食盐的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 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