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

唐青林


　　（一）、经营者和不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均可成为商业秘密主体
　　商业秘密的主体一般为经营者。但是不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也可拥有商业秘密。
　　1993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商业秘密纳入保护范围，但对商业秘密的主体和商业秘密侵权主体限制为经营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第十条也是详细规定了经营者的四种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导致许多学者认为商业秘密的主体和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只能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而不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不能成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
　　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仅仅限制为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太过于狭窄，不利于真正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经济的迅速稳定发展。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正）》中的第二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条中所称的权利人，是指依法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正）》的该条规定，商业秘密的主体可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未对商业秘密的主体作出特别的限制，并不排除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成为商业秘密权利的主体，这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该方面的规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因此，当非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通过独立研发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手段获得的商业秘密，同时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三个构成要件，则就可以享有对该商业秘密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例如，一位家庭主妇天天在家研究烹饪，偶然机会，突然发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烤鸭配方，市面上还没有任何公开的以类似配方制成的烤鸭，并且根据配方本身的特征，定能给该主妇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该主妇从不外传，对该配方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该烤鸭方法属于法律上的商业秘密，同时，该家庭主妇可以合法拥有该商业秘密。

　　（二）、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共享商业秘密的情况
　　当企业委托他人开发或者与他人合作开发一项技术时，双方当事人可以用合同的方式约定共同享有研发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如果事前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事后又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则可依法确定当事人均享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委托开发与合作开发技术情形下的成果的归属权问题。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仍不能确定，则当事人均享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在实践中，对于委托开发与合作开发情形下的技术（商业秘密）的权属和分享，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委托开发合同中，当事人约定成果共有的，共有人均享有商业秘密的使用权和转让权。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共有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利益分配方法；共有人没有约定的，则任何一方均有实施该商业秘密的权利，由此取得利益，归实施该商业秘密的使用方所有。但是，一方行使转让权，必须征得另一方或其他各方的同意，由此获得的收益由各方当事人共享。如果事前在委托开发合同中约定开发成果归委托方所有的，应依约定或依法向开发方支付经费报酬。通常情况下，还应向开发方支付一定的技术价款。
　　（2）在合作开发的合同中，如果当事人约定研究开发成果归一方所有的，该当事人可约定将由此获得的收益适当补偿其他各方当事人；如果约定向第三方转让该商业秘密的，须各当事人协商一致，由此取得的收益由各当事人合理分享；如果约定共有的，或者在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依其他途径无法确定归属权而依法共有的，则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3）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各方对商业秘密都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方在向委托方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前，不得擅自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方必须在向委托方交付该商业秘密后，方有使用权和转让权。
　　（4）如果在委托开发合同或合作开发合同中涉及开发成果的保密问题，当事人应当遵守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和使用范围。即使合同终止后，也不影响保密约定的效力，但约定的保密事项已由第三人公开的情形除外。
　　（5）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拥有一项商业秘密时，如果各当事人随意转让该商业秘密或者与他人订立排他使用合同，势必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损害其他所有人和合法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在充分实现商业秘密的价值、保证市场秩序的同时，保护所有当事人基本的合法利益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在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享有一项商业秘密时，当事人均有不经对方同意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并独占由此所获利益的权利。当事人一方将技术秘密成果的转让权让与他人，或者以独占或者排他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追认的，应当认定该让与或者许可行为无效。第二十一条规定，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约定自行实施专利或使用技术秘密，但因其不具备独立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或者使用的，可以准许。

　　（三）、多个民事主体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
　　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知识产权的共性。但商业秘密又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区别于专利等传统的知识产权，可能出现多人同时享有一个商业秘密，而该商业秘密的内容一模一样或者基本一样的情况。
　　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比如《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以及《宁波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都明确规定了不同单位或者个人独立研究开发出同一技术秘密的，其技术秘密权益分别归该单位或者个人所有。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二条也明确作出大同小异的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即其他单位或个人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方式，可以享有其研发的商业秘密的所有权，对该商业秘密行使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的权利，而不被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多人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的情况主要由于以下几种情况：
　　（1）独立研发
　　独立研发，是造成多人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所有商业秘密都是人类智力和劳动的结晶，具有可创造性。在商业秘密权利人之外，不能否认他人可能通过努力研发出相同的商业秘密。
在有关商业秘密纠纷的实务中，在后研发出相同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应当提供资料证明其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独立研发，获得相同的商业秘密，而不是通过盗窃、利诱、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在后的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在研制过程中注意收集和积累研发过程中的阶段性数据、购买研发材料的花销发票、研究开发的人才等证据，以便在纠纷发生后可以证明其商业秘密是独立开发而非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2）反向工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二条规定，通过反向工程的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通过反向工程所获取的技术信息，可以与原商业秘密享有人一样，合法地适用该项技术。
　　所谓“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在实践中，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地位，获取商业秘密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常常安排技术人员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以获取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反向工程研究对象的产品必须是从公开的渠道，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比如从市场上购买所得。否则，如果从竞争对手车间里面偷盗一个尚未问世的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即便获得了技术信息，也是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应当注意的是，在实务中，许多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中明确规定了不予支持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行为。
　　（3）其他合法手段
　　除了以上法律规定的独立研发和反向工程两种情况下，可能多人对同一商业秘密各自享有所有权，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不常见的合法途径，例如：通过对含有商业秘密的商品的简单观察获取商业秘密。总之，只要权利人之外的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商业秘密的所有权，都是被法律所认可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仅仅具有相对的排他性，而非绝对的排他性。权利人之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独立研究开发或反向工程等合法手段获得同一商业秘密的，该单位或个人与原商业秘密权利人即可主张对商业秘密各自享有所有权，可以在不违背商业道德的前提下依法任意行使处分权，包括对外公开该商业秘密。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几个关于贪污罪问题的讨论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贪污罪，是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犯罪，虽说刑法和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该罪名作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贪污罪的认定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对商业行为中“回扣”的性质如何界定；对《刑法》三百九十四条的正确运用；如何正确理解贪污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下面笔者结合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对“回扣”性质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或者受贿，通常都以通过收取“回扣”、“手续费”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难以区分。如行为人在为本单位购买货物时，将卖方从购货款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回送的款项（即回扣）占为己有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遇该种情况不可一概认定为贪污或是受贿行为；应当根据卖方给予的“回扣”是否符合规定来加以区分，如果“回扣”是符合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的（但此时获得“回扣”的主体应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行为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而予以侵吞的，应以贪污罪定罪；如果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索取、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此时，对行为人为他人牟取的利益应作广义理解，只要是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包括相对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利益或相对人日后可期待的利益均可）。
在犯罪主体均为国家工作人员且都利用了职务之便的情况下，界定一个具体行为属于贪污还是受贿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对现有证据的运用来综合判断，笔者认为有一个简便却行之有效的判断方法：即考察行为人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原权属，若该财产或财产性权益来自于本单位或应当由本单位实际支配和控制，则该行为不可能构成受贿罪；若行为人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来自于其他单位则，该行为不可能构成贪污罪。
二、对占有公务礼物行为的性质界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该交公而不交公，数量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物占为己有后，（即赠予人事前未要求受赠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利益，且赠与人基于行业或地区习惯有赠予礼品的惯例）基于送礼人的请求或情面考虑同时又利用职权为送礼人谋取了利益，应如何定性？
不少人认为，对于该种情况应当主要从证据角度考虑。如果现有的证据能证实行为人收受公务礼物之后，利用职务之便为送礼人牟取了利益则该行为符合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反之若不能排除为他人牟利的合理怀疑则仍以贪污罪论处。
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仅限于赠予发生前赠予人未要求受赠人为其牟取利益的情况；若在赠予行为发生前受赠人与赠予人已达成受赠人为赠予人牟利的协议，则为典型的受贿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否为他人牟取利益，该行为均应以贪污罪论处。理由如下：
首先，此种情况成立“法条之竞合”。就我国《刑法》立法的体例来看《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独立于贪污罪，亦独立于受贿罪，其立法意图十分明显，提醒我们法律将该行为直接以贪污罪论处，为法律的特别规定；
其次，揣摩立法意图，该法条的目的是将“不作为”的形式纳入贪污罪的客观方面，提醒我们“不作为一样可以构成贪污罪”。故笔者认为若出现上述情况，不论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后是否接受礼物后又是否承诺或实际为送礼人牟取利益，均以贪污罪论处为宜。
三、关于贪污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在刑法理论上，对构成贪污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需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请看一个案例：张某，系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平日张某忧国忧民深感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力，一心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但苦于囊中羞涩，便打起了自己管理的国有财产的主意。某日，张某侵吞自己管理的国有资产10万元，同日将该款如数捐赠给希望工程。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呢？也许有人会主张张某不构成贪污罪，其理由在于贪污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张某侵吞国有财产的目的是捐献希望工程，并非自己占有，故不存在“非法占有”。
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人提出上面的疑问，其本质在于混淆了两个概念、曲解了立法的本质用意。
第一，将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混同于“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理论告诉我们，犯罪动机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其内涵是驱使行为人犯罪的思想动因；而犯罪构成要件则是成立犯罪必不可少的要件。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考察其行为是否具备了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只要具备，则构成犯罪；犯罪动机一般不会影响对犯罪的认定，仅在处罚时作为酌定考虑的情节。张某把财产捐献给希望工程实为张某贪污公共财产的犯罪动机，而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贪污犯罪。
第二，贪污罪中特别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挪用公款罪相区别。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重要区别在于挪用公款侵犯的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而贪污罪侵犯的的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故该处的“以非法占有”是从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层面来考察，只要行为人取得公共财产缺乏合法依据，便是此处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际占有后行为人是合法使用该财产还是非法处分该财产在所不问，只是贪污既遂后的赃款去向问题，仅仅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对在贪污罪中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密切相关的“赃款去向问题”作简要的阐释。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贪污罪赃款去向的认定由于侦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与负责审判的法院之间认识不同，使得赃款去向最终影响对行为人的定性和处罚，出现了犯罪嫌疑人在无法否定贪污罪行为时，便在“赃款去向”上大做文章，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或只要不是用于个人家庭消费外的其他消费，就不构成犯罪，赃款去向成了贪污犯罪分子抗辩的一面盾牌。
我们知道贪污罪是复杂客体，贪污行为侵犯的是公共或私有财产（在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侵犯的财产可能是非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贪污后的赃款去向，即用于个人家庭支出外的其他处置，就构不成犯罪，其实质是忽视了贪污罪侵害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将违背立法者对贪污罪的立法本意，甚至触动“罪刑法定”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现阶段由查禁犯罪的国家机关负证明行为人有罪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下，这样的认识将人为的造成法律上的漏洞，使得贪污犯罪分子的犯罪风险明显降低，必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个案的处理对每个公民来说都具有极强的指导和教育意义。笔者认为，遇到该类情况，应严格按照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定罪处罚，只要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使公共财产脱离国家或集体的实际控制，即贪污既遂，至于行为人如何处分该赃款，仅作为量刑上的酌定考虑情节。(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代大维力)

参考文献

1、《刑法学》 作者：赵长青 法律出版社
2、《国家司法考试专题讲座刑法46讲》 作者：袁登明 人民法院出版社
3、《刑法学》 作者：张明楷 法律出版社
4：《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作者：黄维智 中国检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