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针对今年7月发生的公司所属紫金山金铜矿环境违法一案，紫金矿业集团7日在提交给港交所的公告中称，公司已于9月30日收到福建省环境保护厅下发的《福建省环境保护厅行政处罚决定书》。福建调查组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187.71万元，对紫金矿业处以罚款956.313万元。

　　面对这样一张近千万的罚单，公众的第一直觉是：怎么罚得这么少？公众之所以如此追问，源自一种直觉：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几乎毁了整个沿江一线的渔业生产，让当地民众长期不敢饮用自来水，各种潜在的健康隐患更是不可估量，怎么就罚这点钱？

律师点评：

　　尽管公众以及媒体大多反映这张罚单过小，但是纯粹从数额上来看,这应该已经是目前为止环境行政处罚数额最高的一次处罚。根据2008年最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这个规定取消了以往规定中的“100万”上限。根据《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紫金矿业违法操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187.71万元，30%正好为956.313万元，这已经是最上限。超过该数额进行罚款，并无直接法律依据。尽管各地主管环境保护部门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对于法定处罚标准的上限和下限，地方政府通常是不敢碰的。

　　不过，并不是说紫金矿业接受900多万罚单之后，便安然无事，不用承担其他责任。在环保立法中，法律责任有体系化的，除了行政责任之外，还有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刑事责任等。在《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第一项便是“责令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今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也对环境污染责任做出了专门规定，依据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紫金矿业接受处罚之后，还需要向遭受损失的受害者进行赔偿。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只有在“完全由于不可护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尽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告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受害人通过法律途径向紫金矿业索赔的话，应当由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不过，对于损害的事实、损害的程度以及损失数额仍然需要由受害人自己举证。不过，根据以往相关环境污染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此种索赔必然会遇到很多无形的障碍。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就属于“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便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在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紫金矿业被罚956余万被称中国环境执法里程碑”，却鲜有人提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说法，紫金矿业此次事故是“矿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那么“渗漏”是否等同于“排放”呢？“渗漏”显然是紫金矿业方面为了推卸责任而提出的技术性概念，但是“渗漏”顶多能排除“故意”的嫌疑而不能排除“过失”的嫌疑。对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来说，主管方面并不要求必须是“故意”，“过失”同样可以构成该罪。

　　除此之外，在紫金矿业案件中，是否存在环保监管官员或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袒护等情形，尚需有关部门进行进一步调查，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案情概要】关键词：拆迁被安置人、两户合用、共同共居

大刘与小敏系夫妻关系，阿文系大刘与小敏之子；英子系大刘之母亲。1988年以前，刘、敏一家人与英子曾分户居住某市某区北河沿大街两间平房。1988年刘、敏与英子居住的平房危改拆迁，根据拆迁安置方案，原计划分户分人口安置，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户也未按人均居住面积安置，拆迁方将刘、敏一家与英子“合用安置在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一套房屋内，“使用面积仅为55.5平米，远远达不到人均居住面积”，英子代表刘、敏一家同公房管理部门续签承租合同。十四年来，刘、敏与英子一直居住生活在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三居室楼房，刘、敏缴纳各种费用及租金。全家人共同居住在成套房内不足十五平米的一间内拥挤不便，1994年刘、敏大刘的父亲去世后，阿文居住其中一小间，2011年阿文用此房准备结婚，大伟知道后未经任何人同意换锁抢占房屋，将物品放入，大伟认为系英子个人承租，让谁住谁就住，由此引发争执。刘、敏依据《物权法》请求依法确认诉争公房系英子与刘、敏一家的共同居住房，英子以共居人代表身份与公房管理部门订立承租合同。大伟有稳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居所和家庭。英子没有为成年子女提供住房的义务，已成年及有固定收入的大伟也无权要求英子为其提供居所，英子未征得共居人的同意，将阿文用于结婚的房屋承诺大伟居住的行为无效，大伟应停止侵害，排除妨害。

【法理辩析】关键词：确定小前提时有违终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

1、初审不得改变终审确认的事实：
原审判决引述“1991年大伟及其两个女儿按知青政策搬入居住”，此项认定事实无任何依据。实际情况是：大伟从未在诉争房内居住过，并非按知青政策返京后搬入居住，大伟的两个女儿因他们夫妻不尽抚养义务，拆迁安置后的第四年才寄养到奶奶英子及叔叔大刘家，大伟的两个女儿仅仅是寄养，并非被拆迁安置人，也不是有赡抚养义务关系的家庭成员，无资格享有共居权；1991年大伟是按工作调动进京的，原审认定大伟“搬入居住”及“知青政策”调入两节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中级人民法院（2011）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确认“拆迁单位因房屋尚未配套，对英子、大刘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英子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此处对“两户合用安置”即共同共居事实，业经已生效司法判决确认。
原审错误解读了终审认定的事实，原裁决第一项内容甩开刘、敏关于确认“共同共有关系”的诉求，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大伟的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该居室居住，大伟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终审判决明确否定了（2011）民初字第036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大伟居住”事实。但原审未能依据证据规定，把终审确认的事实曲解引述为“我院认定，大伟及其女儿居住使用105号内的一间居室”，“终审判决书确认了我院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并认定”，有违“严格司法”的基本原则。

出租人与承租人内部成员之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原审用未经质证的“有关人员的答复”作铺垫，表述“涉案双方均不持异议”，当事人之间争议焦点是“英子个人承租还是以户代表身份承租”，“英子未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单独允许非被拆迁安置人挤占共居房”，“有关人员”的说法视为“出租人”对承租户不作日常监管的意见，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发生在“承租户家庭成员内部与拟抢占共居房的外人之间”，与“出租人”没有实质关系。系争焦点是“承租户内部租户代表人是否有权不经共居人的同意随意让他人挤住”的问题，法庭没弄清楚法律关系及争点匆忙落判，有致命性错误。

“判”非所“诉”，未解争议：

原告递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及“增加变更请求申请书”明确诉讼请求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三原告系被告承租坐落于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三间公有住房的共同共居人，依法共同享有居住使用权”，意味着居住权是无争事实，仅要求确认三原告与英子系共同共居人，英子代表三原告与公房管理单位订立承租合同，英子系承租户代表身份，并非个人单独承租，原审“判非所诉”，改变原告的诉讼要求，曲解为“享有居住权”，刘、敏在此房实际居住十四年，一直承担着各种费用，居住权本无争议，无须裁判。原审制发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裁决，两次庭审仅仅走个过场，刘、敏主张的确认共同共有关系之诉未得到回应，增加当事人诉累。

【精准把握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

刘、敏与英子对承租公房享有共同共居权，家庭共同共有法律关系被视作“一个钱袋”，未经共有人协议分割，任何共有人均不得单独擅自处分，法院也不能在未经共有人协商的情况下用“血缘常理”观点支持单方处分，以血缘常理为要旨的裁案思路让法律失效。
英子有权但不得单独处分，依据《合同法》五十一条规定，权利人的处分遇到共有关系时受共有人的权利制约限制，这是法律为保护共有人合法权益所做的明确规定，英子打算让大伟挤进来，侵害了刘、敏的合法权益，刘、敏不同意英子的作法，法庭应当依法权衡，从有利于梁?辰峄榈慕嵌瘸龇⒔?屑壑岛饬俊４笪霸谕饩幼∩?钊??嗄辏?芯幼》课荩?市泶笪白〗?矗?趾Π⑽牡木幼∪ǎ?圃旄?蟮拿?芫婪住?br>
1、《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零五条；《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8条、第89条；《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共有人之一“无权处分”。一审法院破天荒用“血缘关系”、“符合常理”为裁判要旨，违背“严格依法裁判”原则。
刘、敏明确提出“父母对有稳定收入、固定居所和家庭的成年子女，没有提供居住条件的义务”，“成年子女也没有权利要求父母提供住房”，原审违背法律原则，与东城法院此前多起关于“成年子女不得要求承租公房的父母为其提供居住条件”的司法判例相冲突。
2003年9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受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引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第148页 2、请示答复；B、关于“承租人无权单独处置公有房屋使用权”司法实践：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很多时候是家庭的代表，虽然由个人签订承租合同，但往往该公房中有权使用的有很多人。例如拆迁安置的公房，除了承租人外，拆迁中需要安置的人口都有权使用该套公房，承租人要处置该套公房的使用权，在一些情况下就要看其他使用人的意见。如果该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中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么承租人处分时就受到限制。没有征求使用人的同意，承租人就无权处分使用权，如果处分了，就会发生法律上的无权处分。法条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9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C、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38条款规定，公房承租人处分其承租权的自由受共同居住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在未经共同居住人同意的情况下，从维护居住人生存利益角度出发，原则上应确认该行为无效。具体情况可分别处理，受让人未实际入住公房，未搬离公房的共同居住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未经其同意而转让该公房使用权，则该转让行为无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房承租权确定及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4号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房地产卷）第255--256页。
2、原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担保物权的规范为依据裁判物权保护纠纷，暴露主审法官的盲目与恣意。
3、依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审判人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九条规定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正确适用法律，避免主观臆断、滥用职权，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法官行为规范》第五十条规定，准确概括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案件事实、法律关系较复杂的，应当在准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分段、分节叙述。准确分析说明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采信与否的理由以及被采信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

【思路偏颇则法理差之】

2月13日和3月1日两次庭审，主审采取三步审思路，刘、敏从中感觉到问题，原审在首次开庭前未审先问“部分共有人怎能诉权利人”？庭前提这样的问题，表明法官已经从主观上限制否决原告关于物权保护诉讼主张的臆断。次开庭前法官向被告直接提问“你愿意让大伟居住吗？”而没有询问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请求有什么答辩意见。由此引出的审理思路是“承租人”有权让谁住，谁就可以居住，先入为主，法官主观臆断导致庭审走过场。庭审质证中，法官依职权说有电话记录。用“有关人员”的答复推断承租人有权安置其他人居住。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核心问题是“大伟并非拆迁部门确定的被安置人”。根据《北京市公有房屋管理办法》规定，直管公房管理单位只有在原承租人外迁或去世时，针对承租人更名进行审查核准。公有住房承租人并非单独权利人，是共居家庭成员的承租代表人，这一点有政府关于公有住房承租配套的明确规定。刘、敏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大伟曾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原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在“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之间，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以物权大于或优于占有的法律原则做出裁决。